【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99】——古籍整理與文獻語言學
2022年9月30日，“文獻語言學”第九十九講在北京語言大學教二樓順利舉行，華學誠教授為同學們帶來了題為《古籍整理與文獻語言學》的講座，使同學們對古籍整理和文獻語言學有了深入的認識。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於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首先，華學誠老師以習總書記的話引出本次講座的主題——古籍整理與文獻語言學。文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最主要、最全面、最系統的載體，要想讓古代文獻“活起來”，其基本方式就是古籍整理，對文獻語言的科學解讀直接關係到古籍整理的水平與質量。文獻語言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之學、傳承之學，也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學，建設並發展文獻語言學意義重大。
華老師從以下六個方面對古籍整理和文獻語言學的現狀作了深刻闡述：
一、古籍及其整理出版的成就
我國現存古文獻包括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出土文獻包括甲骨文、金文、戰國盟書、璽印、簡牘、帛書、敦煌文獻等；傳世文獻則包括用漢文撰寫的經史子集以及用滿、蒙、藏、彝等兄弟民族文字撰寫的古書。這些古文獻數量十分龐大，古籍整理工作也得到了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1958年國家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古籍整理及出版走上了國家規劃的道路，改革開放40多年來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占1949年以來古籍整理出版總量的近90%，黨的十八大以來出版的古籍整理圖書占1949年以來古籍整理出版總量的近30%。
華老師還介紹了建國以來古籍整理方面的一些大型工程。如1958年開始，全國上百位頂尖文史專家齊聚北京，歷時20年，完成了4700多萬字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出版工作；再如新中國編纂的規模最大的古籍叢書《續修四庫全書》，收書達5213種。這些古籍無不體量龐大、規模宏富，充分體現出古籍整理及出版的豐富成就，更體現了代代學者們為古人續輝、為後人啟明的精神。
二、古籍整理與古籍出版的力量
我國古籍整理的學術力量主要來自高校培養，本碩博三類學歷層次的人數相加總共在六至七千人左右。古籍整理與保護從業人員分佈在高校、出版社、圖書館等單位，全國現有古籍整理與保護的專家近一萬位。
從古籍出版力量方面看，華老師以“專兼結合”四字概括。目前全國五百余家出版機構中，一百家左右有古籍出版業務，這當中的四十家是古籍出版主力，其中又有二十余家是專業古籍社，還有十余家是各地的高校社和人民出版社兼做古籍整理圖書出版。華老師還強調，古籍整理工作的要求非常高，需要以嚴謹、科学的態度對待。
三、古籍整理與古籍出版的問題
華老師提到目前古籍整理與出版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有四點：
第一，人才培養需要形成合理學科體系。古籍整理人才培養所涉及的最關鍵、最基礎的學科是文獻語言學，主體學科是古典文獻學，關涉學科各專門史。培養古籍整理人才需要走出自我設限的歷史格局，滿足實際需要。
第二，提升古籍整理、出版力量的有效供給。我國古籍浩如煙海，且每年都有新產生的出土文獻，整理出版的進度與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活起來”的要求極不相稱，所以亟需增強古籍整理和出版人才的培养。
第三，規劃方式與思路需要進行重大改變。現有的古籍整理圖書出版規劃能夠保證古籍出版的有序和質量，但是也有其缺陷：出版社和地區利益驅動成為主導力量，缺乏學科整體意識，導致大量重復出版，浪費寶貴出版資源。據此，華老師提出了一項重要舉措，即按照學科大類召集專家提出古籍整理圖書規劃意見，作為現有規劃制定方式的重要補充。
第四，需要加大古籍“活起來”的幅度和速度。古籍不能只定位在小眾產品的範圍內，出版符合現代科學研究需要和人民大眾閱讀需要的現代整理本，才能讓古籍真正“活起來”。這正需要具備文獻語言學專門知識的各科專家投入其中，對古籍進行精細化整理。
四、文獻語言學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學
如要利用古代文獻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必須能夠讀懂並研究歷朝歷代的語言文字，基於古代文獻來研究歷代語言文字的學問就是文獻語言學。
華老師以漢語中最常見的“一”和“道”二字舉例，充分說明了看似簡單的語言文字其實仍需要文獻語言學家的努力闡釋才能準確了解它們的意義。陸機《歎逝賦》云：“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這句話中的“一”不可當作普通的正整數“1”來理解，“十一”是十分之一，表示的是分數。《晏子春秋·問上十八》曰：“古者百里而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這處的“一”當動詞使用，是使動用法。再以“道”為例，《論語》一書中，“道”字就有十多種用法：在“任重而道遠”中指道路；在“不以其道得之”中指途徑、方法；在“夫子自道”中又是述說的意思，凡此種種。
諸如此類種種問題的解決，都需要依賴具有中國特色的文獻語言學，它在中華典籍闡釋與傳承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是古籍整理的根柢之學。
五、文獻語言學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語言文字是發展的，中國傳統語言文字學已經綿延了兩千多年。一百多年前，中國的語言文字研究走上了西方語言學主導下前進的道路且成果豐碩。但是，中國語言文字包括漢語言文字內在規律的探索和理論體系的建構一直存在無解的難題，將深深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國語言文字完全納入西方語言學的分析體系中是行不通的。
王力先生、羅常培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已經意識到这类問題並作出了學術反思，其後，陸宗達先生、王寧先生在吸收黃季剛先生思想精華的基础上提出了“文獻語言學”，這無疑是從我國語言文字發展實際出發的。
華老師引用自己导师劉君惠先生的话说：“民族文化根本的載體是民族語言、民族文字、民族歷史；語言文字是民族特征的本質要素，語言文字之學具有特殊的民族風格、特殊的研究方法和特殊的歷史發展道路。”文獻語言學能夠繼承傳統，融合現代，結合文獻實際，充分體現出中國特色、中國特性。
六、大力建設、發展文獻語言學
現行學科分類體系深受西化傾向影響，從根本上制約了它的理論建構和科學應用，也從根本上阻礙了它的發展。現代古籍整理離不開文獻語言文字的科學解讀，大力建設、發展文獻語言學是非常重要的任務。
對於“如何才能既照顧現行學科體系的整體框架，又能尋找到文獻語言學合適的學科位置”這一問題，華老師也提出自己的寶貴建議：第一，在“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增設“文獻語言學”二級學科。第二，在學科體系調整的同時，還要進行教育資源整合，適度擴大包括古文字在內的內涵和外延，從而使之能夠包含我國的所有古文獻，合理調整古籍整理本碩博人才培養的制度體系。
華老師以具體翔实的數據、生動易懂的語言，向同學們介紹了了古籍整理與文獻語言學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學科發展的迫切性，並對文獻語言學的前景作了積極展望，同学们受益良多、倍受啟發。
